中国最昂贵的抗高血压药物的价格是美国的6.25倍。一些药物占医生总收入的75%。

中国的“药价高”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曾有一来自药企的人大代表称:“90%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了解决药价居高不下的这一难题,中国政府也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是,一些常见药、低价药、原料药价格依然高居不下。

最近,循环杂志(Circulation)刊登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继光教授等中美学者的一篇研究文章,将目光投向了中国降压药价格这一敏感问题,其中对比发现,中国降压药的平均价格是美国的3.3倍,最高则是美国的6.25倍。

就此,王继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药品生产的注册过程漫长而昂贵,要取得监管部门的许可来生产和销售药品,制造商必须支付大量的注册费,而且在申请和批准注册过程中有很长的时间间隔,这就增加了药品上市的成本。

同时,药品在注册获得批准后,制造商必须先克服多重障碍,才能将药物送到病人手中,这中间都涉及到层层的成本。

此外,医生的灰色收入也是药价高企的原因之一。

国药健康在线CEO王乐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药价高于美国并非仅限降压药,其他病种的药价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

常用药物价格居高不下记者从王继光的研究文章种了解到,内容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常用降压药的价格,重点研究了中国基层医疗服务中处方频率>5%的5种降压药(即氨氯地平、硝苯地平、美托洛尔、缬沙坦和厄贝沙坦)。

其中,氨氯地平售价是美国的2.33倍;硝苯地平缓释片售价是美国的6.25倍;美托洛尔售价是美国的4.5倍;缬沙坦售价是美国的1.8倍;厄贝沙坦售价是美国的1.5倍。

而这五种降压药物恰恰是中国医疗机构最常用的处方药。

据记者了解,在中国,每100个人中就有44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众多的危险因素里,高血压当仁不让高居榜首。

而在这个高血压患者中,有23%通过药物控制血压,但仅5.7%的人血压控制良好。

也就是说,长年累月的慢性病药物支出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药物支出。

王继光在文中指出,中国约有2.35亿成人高血压没有得以有效控制,进而推高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而调整降压药价格,无疑会让这种情况得以一定程度的改善。

对于价格高企的原因,王继光将其归集为中国药品上市成本更高、药企到患者中间的层层成本以及医生的灰色收入。

文中表示,药品制造商经常向医生支付报酬以鼓励医生开处方,这种处方价格可达到药品价格的40%,占一些医生总收入的75%,这些报酬也会提高药品的价格。

据记者了解,我国的基本药物目录每隔几年才更新一次,没有被列入指定年份的药物必须等待多年,直到下一次更新才有机会被列入目录。

此外,每所医院都有自己的基本药物目录,要使药物获得合理的市场占有率,就必须将其列入多数医院的基本药物目录中。

将一种药物列入各种基本药物目录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这无疑也增加了药物的成本。

同时,许多制造商没有自行处理这一繁琐的过程,而是聘请了经销商公司,从而导致中间商的加价,并增加了药物成本。

除此之外,原料药价格上涨导致药品供应短缺,也会从而传导至成品药品价格的上涨,其中,对常用药的价格影响较大。

据丁香园旗下insight数据发布的信息,2018年以来,以抢救类药物为主价格迅速走高,平均价格较往年增加10倍以上,少数药物涨价甚至近百倍。

其中解磷定较最低价格上涨70.3倍,布比卡因较最低价格上涨47.4倍,西地兰较最低价格上涨28.5倍,间羟胺较最低价格上涨30.9倍,缩宫素较最低价格上涨13.94倍,去甲肾上腺素较最低价格上涨14.22倍,氨基乙酸较最低价格上涨72.3倍。

此外,今年8月,上海市2018年第二批常用低价药品挂网采购显示,多个常用药被认为涨幅过大,包括甲硝唑片、牛黄解毒片、板蓝根颗粒、健脾丸、保和丸、龙胆泻肝丸、维生素B6、黄连上清片、六味地黄丸、盐酸二甲双胍片等药品。

调整药价尚需组合拳针对药价高居不下的问题,王继光表示,我国已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加大力度进行调整。

就此,在王继光的文章中提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分别采取了多个方向的努力,比如,我国正在考虑采取立法和管制行动,以缩短和简化药品生产制造商将药物列入各种基本药物目录的过程;减少对医院销售药品的财政刺激;对临床医生的薪酬结构进行改革,“零差价”也将显著降低医疗机构通过销售药品逐利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也正将医疗保险覆盖到更多的公民,并特别关注与预防性药物(如降压药)相关的保险福利。

同时,从去年开始,政府采取了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政策。

据记者了解,药品从出厂到医院销售,其间经手了许多商业公司,要降低药价就要减少过多的中间环节。

那么,“两票制”改革的解决方案是,药品从药企到医院,中间只有一个环节,此举目的是压缩药品流通环节,以消除中间商的加价。

那么,经过这些改革,常用药的价格为何依然居高不下?就此,王继光表示,此改革去年才开始启动,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价格的调整也具有相应的滞后性。

不过,王乐天表示,药价不是越低越好,药品本身也有国产、进口、原研药、首仿药等很多种,不能用价格一个因素区衡量所有的用药。

同时,在他看来,开展国家药品价格谈判(以下简称“国谈”)才是解决我国药价高的根本。

国谈机制是针对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的国际通行做法。

国家以举国市场和进入医保目录的政策保证为筹码,以量换价,提高药品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就此,2015年10月,我国建立了国家药品价格谈判部门协调机制,启动国谈试点。

2016年5月,公布首批谈判结果,治疗乙肝的替诺福韦酯和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埃克替尼、吉非替尼3种谈判药品的采购价格分别降低67%、54%、55%。

2017年2月,这3种国谈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

“不过,我国的医保目录和政策大都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各地区能够采取以量换价的谈判形式是药物降价的关键。

”王乐天表示,值得关注的是,各省也有效仿国谈的做法,甚至组建联盟进行“省谈”,尤其是针对价格高昂的进口抗癌药.就在11月9日,由广西、陕西、山西等14个省区组成的省际联盟完成了进口抗癌药品联合议价工作。

47款产品议价成功,药价平均降幅11.3%,预计每年节约资金0.9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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